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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庚南:結構性存款背后隱含怎樣的結構性問題?

      2020-07-09 來源:本站

      李庚南:結構性存款背后隱含怎樣的結構性問題?

      2020年06月24日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李庚南

        結構性存款背后的結構性問題,表面看是金融資源的錯配。更深刻的根源則是,利率市場化程度尚停留在淺層,利率機制易被諸多非市場的因素扭曲,——不合理的背后,其實透著市場最基本的法則,基于資源稀缺性的資金供求規律終究發揮支配作用。

        近期,銀行結構性存款問題引發了市場熱議。投資者紛紛下意識查看“錢袋”,監管者頻頻啟窗發聲。

        實際上,市場已先此做出了反映。據WIND數據,截至5月末全國商業銀行結構性存款余額為11.84萬億元,環比下降3009億元。其中,大型銀行結構性存款余額為4.23萬億元,環比增加24.2億元;中小銀行結構性存款余額為7.60萬億元,環比下降3033.81億元。有分析據此得出結構性存款已開始步入下行通道。

        結構性存款果真開始步入下行通道?

        實際上,將觀察區間前后延伸,不難發現:目前結構性存款總體處于觸底回升的區位。

        數據來源:WIND

        從近年來結構性存款的變動趨勢看,其軌跡大致與監管政策變化的軌跡相吻合。2020年2月以來,結構性存款觸底反彈。個人結構性、單位結構性存款增速均已走出持續近20個月的下行態勢。如果真要探究結構性存款的軌跡,真正步入下行通道的節點應該在2018年5月。從長期看,結構性存款萎縮是必然趨勢,但目前斷定已步入下行通道,或許為時過早。

        結構性存款上升何以令監管層擔憂?

        與歷史比較,雖然3月份以來結構性存款有明顯反彈,但總體仍處于底部位置,監管何以如此敏感?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3月份以來結構性存款背后所呈現的新趨勢,即單位結構性存款快速上升背后的資金空轉問題引起了監管層的高度警惕和擔憂。

        一是假結構性存款對存款市場形成干擾,也阻滯了資管新規實施的進程。銀行通過發行收益與實際承擔風險不相匹配的結構性存款,以兩層收益結構、較窄幅的浮動收益率區間設計,“保證”投資者的收益率。其實質是保本型理財的變種,與資管新規凈理財值化管理要求相悖。

        二是結構性存款推升了銀行負債端成本,制約銀行資產端利率下行,從而增大了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的難度。盡管今年以來在財政、金融系列組合拳推動下,貸款平均利率已較年初明顯下降,但結構性存款平均預期最高收益率仍維持在3%~4%的水平,這無疑構筑了貸款利率的隱形底,制約了貸款利率下行的空間。

        三是誘導企業資金脫實向虛、空轉套利。今年以來,為支持抗疫和復工復產,央行寬貨幣與寬信用政策并行,推動企業融資成本快速下行;但銀行凈值化理財產品的轉型進程慢于預期,銀行理財與結構性存款收益率維持高位,企業通過短貸、票據等方式獲取的資金成本顯著低于商業銀行結構性存款利率,形成套利空間,客觀上助推了實體資金的脫實向虛和資金空轉。

        結構性存款背后隱含怎樣的結構性問題?

        其實,近年來監管部門對結構性存款發展態勢的關注從未懈怠。從上述結構性存款的變動軌跡看,結構性存款因監管節奏而波動,并反過來推動監管措施的完善。新冠疫情發生以來,圍繞抗疫和推進復工復產,監管層寬貨幣與寬信用并舉,推動引導利率下行、金融機構減息減費。大量流動性的釋放、低成本資金的流入一度導致貸款利率與結構性存款利率倒掛,誘致部分企業以低利率信貸資金購買結構性存款的套利行為。

        透過結構性存款存續發展、波動起伏,我們不難發現其背后深層的結構性問題,表現為三種失衡狀態:

        其一:存貸款利率市場化程度的失衡

        利率市場化的根本內核,就是將融資利率的決定、傳導及管理交給市場,由市場供求決定市場利率體系和利率形成機制。通過市場競爭,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和價格發現,而資源的稀缺性在其中起著決定性作用。

        一方面,存款資源的稀缺性,邏輯上決定利率市場化短期內將推升存款利率,引發高息攬儲,加劇存款競爭,進而從整體上推升信貸成本。只有當這種上漲帶來的邊際收益為零的時候,上漲的勢頭才會平復。另一方面,貸款利率既可能在存款利率的推動下快速上漲,并迫使經營者將資產配置到更高利率的領域,甚至不惜冒險;又可能在市場充分競爭下,因為優質信貸資源的稀缺性而下行。無論如何,利差收窄應該是利率市場化的必然結果。

        顯然,完全的利率市場化勢必帶來短期的、甚至是長遠的破壞性或陣痛,這一點已為許多國家的利率市場化實踐所證明。因此,在利率市場化過程中,仍需要靠市場理性和市場自律來平衡陣痛。

        我國2013年就已全面放開貸款利率上下限管制,但市場貸款利率并未出現我們所預期的、由基準利率向外發散的情況,其原因,既有風險厭惡方面的因素,也有大型國企“利率錨”的制約,更關鍵的是,需要服從風險利率定價的商業原則。而存款利率上限理論上自2015年10月完全放開后,但在市場利率定價自律機制及央行MPA關于定價的評價考核約束下,存款利率經歷短期上浮波動之后基本止于50%。

        可見,我國目前的利率市場化程度尚未能有效釋放資源稀缺性對存貸利率的影響,存貸款利率市場化呈現明顯的失衡。正是這種失衡的存在催化了結構性存款。資金市場供求規律客觀上推動存款利率上漲的壓力以各種顯性或隱性的方式釋放出來。其中,違規高息攬存是隱性的,而假結構性存款則是顯性的。特別是2016年以來,監管推動去杠桿、資產回表及壓降同業負債,使銀行存款壓力驟增,存款的稀缺性愈強,利率上行的內在驅動也愈強,進一步推動結構性存款的增長。

        其二:存款資源在大銀行與小銀行之間配置的失衡

        存款資源在大型銀行和中小銀行之間配置的不均衡是一種客觀存在。一方面,由于一些根深蒂固的因素,大型銀行在吸收存款方面較中小銀行具有天然優勢,特別在吸收政府性存款、企事業單位存款方面。在市場存款資源一定的情況下,勢必導致中小銀行存款資源緊缺,圍繞存款的競爭更加激烈。另一方面,央行公開市場操作機制實際上也賦予大型銀行更多的優勢,大、中小銀行之間形成明顯的信用分層,中小銀行獲取資金的難度更大、成本更高,對存款的依賴性更強。

        這種依賴性勢必衍生為對存款資源的盲目、過度競爭,并以隱性的利率上漲或違規高息攬儲為代價。因此,中小銀行拓展結構性存款的內在驅動明顯強于大型銀行。但由于中小銀行往往缺乏開展金融衍生品的資質和能力,所謂的結構性存款往往為“假”結構性存款。

        這或是監管把壓降結構性存款的重點放在股份制銀行的原因之一。某種程度上恰恰反映了大型銀行與中小銀行在結構性存款總規模與增長速度方面的差異性。

        實際上,中小型銀行結構性存款增速總體上快于大型銀行,只是在2019年8月之后才滯后于大型銀行(見下圖2)。這恰與北京銀保監局發布《關于規范開展結構性存款業務的通知》、治理“假結構”相契合。

        數據來源:WIND

        盡管從結構性存款增速上看,目前中小銀行已低于大型銀行;但從總規模上看,中小銀行結構性存款余額、增量占比分別達64%、63%以上(見下圖3)。其中,中小銀行單位結構性存款較去年末增加12930億元,占全部增量的57.7%。

        數據來源:WIND

        當然,結構性存款的壓降的結果,可能造成存款在銀行體系內的轉移。5月份大型銀行、中小銀行結構性存款環比變化的反差或為佐證。

        其三:信貸資源在大企業與小企業之間配置的失衡

        如前所述,目前結構性存款從同比增速看其實并不高。5月末個人結構性存款同比增長3.19%,低于上年同期8.67個百分點,低于個人存款增速10.86個百分點;單位結構性存款同比增長12.78%,低于上年同期8.65個百分點,但高于同期單位存款增速4.24個百分點。

        監管何以頻頻發出壓降規范之聲?單位結構性存款的異動顯然是焦點,最為關鍵的是現實中已出現大量上市公司以閑置資金購買結構性存款的現象,出現了企業資金空轉套利的情況。這顯然比此前整治的金融體系資金空轉套利危害更大、更不可容忍。

        誠然,企業資金通過購買結構性存款空轉套利的情形,前提是套利空間的存在。但這一現象折射出的實質性問題是信貸資源在大企業與中小微企業之間配置的不均衡:在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市場呼聲中,一些企業融資不僅不難,而且成為信貸資金追捧的寵兒,其獲得的信貸支持超出其正常經營的資金需求,出現資金閑置。

        這種信貸配置的不均衡其實由來已久。銀行重抵押擔保的信貸文化,逐利避險的資本本性,與小微企業缺乏有效抵押擔保、資信低的天然弱質性相碰撞,很容易導致信貸資源配置的扭曲。而在當前異常復雜的經濟環境下,小微企業信用風險的增大無疑進一步加劇這種不均衡。

        結構性存款背后的結構性問題,表面看是金融資源的錯配。更深刻的根源則是,利率市場化程度尚停留在淺層,利率機制易被諸多非市場的因素扭曲,——不合理的背后,其實透著市場最基本的法則,基于資源稀缺性的資金供求規律終究發揮支配作用。

        (本文作者介紹:先后供職于工商銀行、人民銀行,現為銀行監管部門人士,長期負責小企業金融服務推進工作,潛心研究小企業金融服務問題。浙江錢塘江金融研修院特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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